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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曉婭給詩歌網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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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曉婭:本間性和自然的神諭:女詩人筆下意象的生態詩學內涵
        時間:2015-10-14 點擊:

          

        最早將女性和生態連結起來的詞語是“生態女性主義”,這是女性主義與生態學思想結合的產物,當時由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弗朗索瓦·德·埃奧博尼在《女性主義或死亡》中首次提出。她呼吁婦女進行一場生態運動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指出“對婦女的壓迫與對自然的壓迫有著直接的聯系”。[2]初衷是批判西方現代世界觀中的等級二元論及統治邏輯,把自然和女性受壓迫和蔑視的遭遇相提并論,指出解放女性和解放自然須同時被認知。“我們真正想創造一個生態社會,那么,它不僅應該是一個免除了有害物質和生態災難威脅的社會,一個免除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毒害的社會”。[3]如今,生態女性主義雖然已滲透到哲學、文學、經濟等領域,但女性和自然始終是不變的核心。如果說弗朗索瓦·德·埃奧博尼從生存處境的角度將女性與自然連結一體進而提出“生態女性主義”的概念,那么,舍勒則從生命屬性的角度找到二者關聯基礎,舍勒曾說在歷史不斷變更的動蕩不安面前,女性始終保留了這樣一些質素:“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體驗都更為統一,……是阻止文明和文化大車朝單純‘進步’的目標奔馳的永恒制動力,……女人總在考慮如何固持我們的人類生存必須據為己有的那些偉大而平凡的基礎”。這種“偉大而平凡的基礎”,便是他所看重的“愛和自然”,并且他認為詩人是“最深切地根植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處的人,產生所有自然現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4]如此看來,詩人天生地具備了女性的一些本能,或者說女人天生地具備了詩人的一些質素。這種“本能”或“質素”便是“自然之維”。從古至今,女詩人寄情懷于自然的詩歌佳作頻出,但是,以穩定的自然對應物為意象,形成生態群落規模的智性書寫卻是近十年來女性詩歌創作的一大亮點和特色。

        21世紀以降,很多女詩人從性別意識和身份書寫的彰顯中跨越出來,她們不再聚焦于文本與性的紐帶——對女性身體的親密關注;不再凸顯性別意識的覺醒和兩性對立的強烈情緒……在寫作過程中,她們借助自然意象,以詩性的想象來建構自身的主體性。這些意象樸素、豐盈,深邃、靈性,厚重、平實,在不同女詩人作品中形成集中顯明的意象生態群落:它們頻繁出現,密集凝聚,它們內涵關聯,形象突出;它們緊密恰切地隱喻、象征、指涉作家主體的生命體驗,現實反思和靈魂的沉潛。這些意象以生態群落的集中方式,將女詩人潛意識的巨大資源、多元化的視角、豐沛的情感張力、獨一的個性,烙印歲月的生命經驗和自覺的現實人文關懷圓融一體,充分體現了一個時代,一個作家此一階段創作的思考和主體關懷。

        一、藥性與詩性的文本間互文:在現實身份與文本身份中塑造自我的愛斐兒

        “互文性”也稱文本間性,通常被用來指示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系。“互文性”最早由法國文藝理論家克里斯蒂娃在《符號學:解析符號學》一書中提出,在隨后的《小說文本:轉換式言語結構的符號學方法》中,她以一章的篇幅詳細論述了“互文性”概念:

        她首先從詞語之間的反射與交織看到了文學文本之間的反射與交織:文字詞語之概念,不是一個固定的點,不具有一成不變的意義,而是文本空間的交匯,是若干文字的對話,即作家的、受述者的或相關人物的,現在或先前的文化語境中諸多文本的對話……話語的地位可以從橫向和豎向兩個方向去確定:橫向——文本中的話語同時屬于寫作主體和接受者,豎向——文本中的語詞和以前的或共時的文學材料相關。語詞(或文本)是眾多語詞(或文本)的交匯,人們至少可以從中讀出另一個語詞(文本)來…,…任何文本都是引語的拼湊,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編。[5]在她看來,一個文本的價值在于它對其他文本的摧毀和整合,這一個過程是通過濃縮、移位或是深化等方式進行的,任一文本都處在眾多文本的交匯處。而文本之間的“吸收”和“改編”,一方面可以在文本中通過一些互文的寫作手法確立,如戲擬、引用、拼貼等;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發揮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或通過研究者的實證分析來實現。

        之后,研究者對文學文本間的“互文性”有了多樣的闡釋。在德里達看來,“文本實際上就是由互文構成的,文本性就是互文性。一方面,此處的文本與彼處的文本有著空間上的共時態聯系;另一方面,此時的文本與彼時的文本有著歷時態的聯系。”[6]“文學文本處于一種不斷的模仿中。但是文學文本的模仿對象并不是傳統的模仿論者所說的某種外在的物質或精神實體,而是另一種文本,是符號本身。文學就是一符號文本對另一符號文本的模仿。一文本借另一文本而存在,新文本永遠被某一舊文本的幽靈所困擾,或被嫁接在某舊文本上。文學的本質即是它的文本性,也即互文性。”[7]此種說法將文學文本看成是一種抽象的符號式的存在,更強調了模仿的無意識性和隱晦性,進一步說明了文本間“互文”的普遍性存在。

        總的來看,“互文性”是文本的本質屬性,某種意義上說,所有文本都處于一種交互的網絡中。這一概念強調的是作家之間寫作的關聯性,以及這種關聯性的某種隱諱的存在方式;同時它還突出了寫作時間這一因素,認為不管是歷時還是共時層面的文本都表現為某種“互文”的存在。當下,任何文學文本都置身于一個巨大的互文網絡中,里面包含紛繁復雜的文本間性和語境間性,多種因素局限了詩人們的創新和再生。不過,當代女詩人愛斐兒[8]以她的散文詩組詩《非處方用藥》,以穿越時空穿越學科的的文本間的互文現象,在當代詩壇脫穎而出。

        2010年,詩人愛斐兒開始創作一組名為《非處方用藥》的系列散文詩。她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特殊元素——中藥,作為抒寫題材,選取《本草綱目》中的中草藥意象,完成了互文吸收和變形,她以醫生、女性、母親多重身份和當代文化視角挖掘《本草綱目》中藥物的植物性、藥理性背后的文化意蘊,并賦予其濃厚的詩性和人性光輝。在詩人筆下,停留于幾千年歷史記載中的中草藥內涵,得到了一次全新的現代性詮釋。靈動的女性視角,豐富而敏銳的情感體驗,獨特的抒寫題材和方式,深遠而洞徹心扉的大愛思想,詩人自覺不自覺間創造了的一組組關聯、同構的意象群落,構建獨特的生態書寫體系。

        在從傳統文學批評到后結構主義批評的演變過程中,互文性概念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作者身份不再是文本意義的來源和保證。作者再也無力創作絕對原創的文本,而只能重新組合和循環使用先前的文本資源。這種觀念其實是將文學視為“生產而非表征”,很顯然,在愛斐兒的創作中,作者從未“拋棄自我”,恰恰相反,詩人沖破俯拾皆是的普泛的當代詩歌意象,從《本草綱目》里擇取互文的資源完成現代性的意象生態群落的搭建,其目的是利用互文性帶來的創造性元素和開闊的互文性語域以期更豐滿地塑造自我。誠然,抽象的原創性并不存在,在擁擠繁華的文學市場,呈現鮮活而又烙印著傳統、歷史、承載著文化與詩性大愛的人文關懷的作品尤其值得我們的關注。

        (一)、穿梭時空場域的意象:文化生態的構成

        在愛斐兒的作品中我們感受不到傳染病似的時代的焦慮——主體性焦慮和影響的焦慮。入心最深的是其文本中凝固的傳統意象與浸潤詩人主體情思的流動的當代意象的呼應、同構、再生和相融,通讀《非處方用藥》,我們會驚心于穿梭于古今、醫學與詩學的意象所滋生的文化生態的豐富和自足的詩性美。

        題為《非處方用藥》的一系列散文詩中,詩人擇取《本草綱目》中記錄的多味中草藥為具體抒寫對象,并對這些富有傳統文化意蘊的意象,做了現代性的、詩意化的呈現。作為一名醫生,基于獨特的生活經驗,愛斐兒從自己熟悉的事物入手,將自身豐富而細膩的情感,投射到一味味中草藥上,別具匠心的表達賦予這些苦澀無華的中草藥以生命的色彩和光華。詩人將“甘草”、“桃花散”、“可待因”、“五味子”、“款冬花”、“忍冬藤”、“木蝴蝶”、“燈芯草”、“金銀花”、“黃芩”等這些我們熟知或不熟知的中草藥,化作一首首滌蕩人心的詩篇,傳達出對人性、世界、自然的真摯之情,可謂是“托藥言志”。如《穿心蓮》一詩:

        “花開得沉默,心飛得恍惚。太輕的誓言和太重的命運之間,一種愛怎樣擺放才能平衡一個人的一生?”

        別具韻味的表達,不禁引人思考,沉默的“穿心蓮”以一種什么樣的愛去平衡了誓言與命運?再如寫“靈芝”的詩句:

        “沒有一個生命可以與時間抗衡,即使一顆草本的心里安放著救贖的使命。所以堅持,所以頑韌,所以把百年孤獨、千年寂寞化為云淡風輕的一瞬。無非為了有一天,你必經我的命運,接受我獻祭一生的摯愛。引你從悲苦走進歡欣,從傷痛走進痊愈,從絕望走進熱愛……”(《靈芝》)

        “靈芝”在詩人的筆下也被賦予了“摯愛”、“獻祭”的生命神性。可以說,詩人在題材擇取上,的確表現出了極為鮮明的個性。

        相較于當代散文詩壇不無輕飄、細小、瑣碎的題材,詩人選擇烙印著中華民族符號記憶的中草藥作為抒寫對象,顯示出異于其它題材的歷史文化厚重感。在對這一民族符號的書寫中,詩人又結合自身浪漫的情懷以及文化修養,化用一系列歷史典故,使詩篇彌漫著一股濃郁、厚重的古典氣息,韻味悠長,詩情雋永。在題材厚重的基礎上,詩歌文本的厚重感得到縱向深入。在《虞美人》這章中,詩人直接選用千古傳頌的“霸王別姬”這一美麗神話,將歷史、植物、人物交糅一起,豐富、拓展了“虞美人”的內在意蘊。《藿香》中,詩人開篇寫道:“以蟋蟀之音充耳,拒聽八方佞聲;以菊花明目,貫看云淡風輕;以清風喂養芳香,驅邪扶正;以滄桑濯足,在人間正道留下君子的足音”,巧妙地借用屈原“離騷體”,而又擺脫逐字逐句的束縛,使詩歌通暢流麗,蘊藏著濃郁的書卷韻味。《豆蔻》一詩,更是將不同時代的人物、事件攬括其中,讀來目不暇接,頗有時空交錯之感,豆蔻于心,久久不能釋懷。詩人這一系列抒寫,使中草藥的歷史意義,在時空流動中顯得異常厚重,同時擴大了它們的內涵和外延,使之突破物象束縛,在詩篇中獲得一種超越性的存在。

        在《非處方用藥》中,詩人愛斐兒憑借自己深厚的文化積淀以及豐富的想象力,營造出頗富歷史風韻和古典情懷的詩歌意境。她以近鏡頭將一幅幅歷史場景拉到讀者眼前,將許多意象與歷史文化典故結合,并賦予它們全新的現代意義,在歷史時空的穿梭之中,深切地感受到雄渾蒼茫的歷史感。如“蝴蝶的故事已被梁祝確認為自己的化身”(《木蝴蝶》),“我們必在一張處方上相遇,像涸轍之魚,相濡以沫,或者如兄弟般結義桃園,嘯聚梁山……,被李時珍選中的方藥,就是被燕太子丹選中的荊軻,將以命染色青史”(《茵陳》),“扁舟飄遠了,你始終不信;易水結冰了,你卻把荊軻的熱血看成了桃花”(《木筆花》),“順手翻開舊舞臺,一個罥煙眉的女子剛剛焚罷詩”(《豆蔻》),“你離去的背影,有時像羽扇綸巾的書生。留下的空,叫書篋,裝得下半部論語,一部春秋”(《定心散》),“羅敷采桑回來之時,秦漢已被世風吹遠。但見蜉蝣震羽,飛蛾赴燭,更多病何堪,閑愁萬緒,惱亂詩腸”(《桑葉》),這些詩句明顯化用梁祝化蝶、桃園結義、荊軻刺秦、黛玉焚詩、赤壁之戰等歷史典故,不僅呈現出歷史的場景,更重要的是,詩人還把特定的歷史事件放在另一時代境遇中思考,從而擴大和加深了歷史事件的深意,為我們找到那些被歷史所抽空的個體生命感和生命經驗。通過眾多的實例,可以看到詩人在消逝的歷史滄海中擇取一粟,以歷史厚重感和大氣磅礴的胸襟,為我們創造歷史在場感,并成功地完成了對歷史的詩意回顧。

        在愛斐兒筆下,很多普通的藥物都充滿強烈的現實感,從而具有更為深沉的文化意境與精神內涵。《苦參》有如此詩句:“注定在沒有回路的曲徑,你將遭遇毒風與惡癩,你選擇拔劍相向,取敵人首級如探囊。然后,轉身。留下最后一個俠客式的背影在本草綱目之上……”《姜》也呈現一種“俠義”精神:“世相,有點像飄逸的竹子,忠義節烈才是內里乾坤。你不允許自己遁入安全地帶,刀光劍影,就是表里內外。”“你在硝煙內馳騁縱橫,把敵人大纛置于地上。若說粉身碎骨,再赴湯蹈火。你說:“舍我其誰?”為挽救病創中的人們,粉碎自己將靈魂置于煎熬中的瓦罐,這種俠客情懷,英雄節烈,都得到極為藝術化的表現。“俠客”這一群體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明確的意義指向,“俠客精神”則是他們行為背后所象征著的一種內在精神。詩人將這種精神內核,糅合于字里行間,為這一味味中草藥的現實功用,找到了歷史的佐證。每一味具體的中草藥在詩人獨具匠心的點化下穿上詩意的外衣,巧妙的用典又擴大它們所承載的精神容量,豐富了詩歌的內在底蘊,為詩歌本身樹立起文化的高度。

        與愛斐兒其他散文詩作品比較,《非處方用藥》將《本草綱目》中眾多中草藥,都演繹出詩性和人性的光輝,傳達出一種抵達人心深處的感染力和穿透力。其意象也更加繁復,語言更為飽滿,意境的營造更加精致。在詩歌內蘊的構建方面,詩人大量化用歷史典故,以詩意的理解與現代性的闡釋來運用這些典故,從而營造出時間上的縱深感和空間上的廣闊感。

        (二)、植物性、藥理與人性的共融:包容的生態詩學

        從愛斐兒的散文詩的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與其說作家是在釋放生命的潛能,不如說詩人是凝聚生命潛能熱力的創造者。她說:“詩性地活著,真誠地面對庸常的生活和我們深愛的母語,這才是一切有價值的寫作的基礎。這才是解開詩歌寫作迷津的金鑰匙。詩性的活著,并不是意味著躲在風花雪月之中,逃避人類的苦難,而是用自己敏銳的詩心,去捕捉紛繁嘈雜的世事之內靈魂的掙扎與獲救,以靈魂的真純,去感知現實的樸拙與尖銳,真誠地與自身所處的時代同命運共呼吸,只有這樣才能寫出具有個人感受意識深度的深刻的作品,才能讓讀者重視你發出的聲音。”

        愛斐兒通過“甘草”、“桃花散”、“可待因”、“五味子”、“穿心蓮”、“款冬花”、“忍冬藤”等具體意象,細致地表達出對愛情、親情、友情、母愛,以及大自然細敏、深微的感觸,并將這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小感觸、小情緒融注于系列細節性意象,直至最后升華到富有大愛思想、悲憫精神的高度。對于能夠清熱燥濕、瀉火解毒的“黃連”,詩人則以較為凝重的語氣,鏗鏘有力的節奏,來充分凸顯意象性細節,展開一段精彩的靈魂對話。“黃連”在“蹉跎”、“崢嶸”的歲月中,感受到“苦味”的痛苦彷徨,甚而顯示出“衰老”的影子。但是,結尾的一句“謝謝。謝謝你們吱吱生長的聲音,讓我聽到過甜蜜的味道”,寫出犧牲者的苦盡甘來,可謂是宕開一筆,詩意峰回路轉。眾所周知,“天麻”能祛風止痛,有鎮靜、鎮痛、祛淤血、抗驚厥的功效。在詩人的筆下,卻有如此敘述“陰雨留下的風濕,創傷留下的劇痛,生離死別留下的氣滯與血瘀”,其病根卻是深埋身體內的“愛情”。或許只有“天麻”才能解除病痛,安撫蒼茫夜色中孤獨的心靈,詩歌結尾如此富有情意。在此,詩人將“天麻”的物理性、藥理性打亂重組,把“愛”這一永恒主題融入,一顆小小的“天麻”背后隱藏著巨大的意指能力,這種“愛”也由普通的愛情上升到人類之愛。《見血封喉》整章,深刻的思想也交融在細致的描寫之中:“只等塵埃落定,天譴的眼神自會掃過世道人心,一眼可敵萬箭,見血即可封喉”,“一顆心的‘毒’已無人能解——那種超越百毒的感覺,如同一個人超越了恨。一邊過濾紅塵,一邊深深地愛上——這塵土之上此消彼長的事物”,“即使在劫后余生我的語言依然可以風平浪靜:‘忘記吧!那一座鴆酒與鶴頂紅明爭暗斗的宮闈。我在,就不容別人為你制造新的傷口!’”詩人入木三分的刻畫,足以使我們在酣暢淋漓的閱讀中接受高尚道德良知的洗禮。在《忘憂草》一章中,詩人用“溫柔的眼神”、“親切的呼喚”、“敞開”的“懷抱”及“抱緊”的“雙臂”,為我們驅趕“瞳孔”中的“烏云”,稀釋“淚腺”中濃的化不開的“鹽粒”,搬開“胸膈”中“那塊塊壘”,“母愛”這一偉大主題通過具體的意象性細節的描寫以平淡化、常態化的姿態出現而又不失力量感。

        在選擇這些習見藥物時,詩人顯然規避了常態的抒寫,沒有局限于這些中草藥表層的固態定義,而是將中草藥自身承載的植物性、藥理性,賦予詩性和人性,使三者融合,互有兼容,使這一題材的文化意蘊得到豐富,突破了當下散文詩創作題材雷同、圈子狹窄的所謂缺陷,為散文詩的題材創新注入新鮮血液,具有高度的啟發意義。詩歌寫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于生命體驗的想象和敘述,散文詩也不例外。深刻、優秀的散文詩作品,更是需要詩人對于社會、人生、生活有真切感觸,能在因循和瑣碎的日常生活中洞其底蘊,并深刻地理解“小感觸”與大世界之間的隱秘聯系。而要做到這一點,對題材的選擇和敘述,顯然具有尤為突出的重要性,這其實也能反映出詩人的創作品質。我們可以說,愛斐兒是具有這種品質的優秀詩人。在《非處方用藥》中,她通過飽含智慧和情感的敘述方式,將自身的職業、性情、精神、信仰、襟懷,以及內在生命的豐富與充實,融入到這些具體藥物之中,于當下散文詩壇以獨特的視角擇取題材,顯示出一種深沉的“大思考”。

        《忍冬藤》有如此抒寫:“黑暗鋒利,星星的傷口閃亮,風聲背對冬天走遠,”“捂緊你擁擠在天地間的影子,就像捂住一場突起的大風。”《茵陳》也有這般敘述:“讓我香香地聞一聞二月天高地厚的味道。”《旋夏花》亦有“河流在原野按下五月的指紋,贊美春天的聲音開始大面積流行”優美的句子。有傷口的星星,背對冬天走遠的風聲,二月天高地厚的味道,河流的指紋,流行的贊美,這些被陌生化的意象,突破了平實、線條式散文語言的局限,讀來有一種溢出規范的距離感、新鮮感。“燈光脫去白晝喧囂的灰塵,泥濘中的干凈。”(《茵陳》),“比蒼老更年輕的光亮烘烤雨中的濕布衫。”(《燈芯草》),“可以淡,像霧水;可以涼,像星風;可以苦,像一生不能回避的離別,可以臃腫,像你孤單的身影;可以消瘦,像你牽掛的目光……”(《看麥娘》),“總會有人,在曲折中走出坦途,從黑暗中萃取光明。”(《藿香》),“路在路上,你,又要啟程了。”(《車前草》)細細讀來,詩句中的“泥濘”、“干凈”,“蒼老”、“年輕”,“臃腫”、“孤單”,“曲折”、“坦途”,“黑暗”、“光明”等,一對對相悖相反的意象和語義,雜糅一起,給詩歌語言帶來富有彈性的張力,獨特的修飾限定詞也使詩歌語言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在《非處方用藥》中,富有這些特點的句子俯拾皆是,細細讀來“穿心而過的空洞,疼得比蓮花要美。比雪蓮更耐高寒,在深夜白的尤甚。”(《穿心蓮》),曉暢明白、朗朗上口、一目了然;“迎風就想流淚,轉身就哮喘咳嗽。”(《甘草》),明朗、清晰,以對偶的形式直陳出生理病癥;“或許有幸被結成繩索,跟隨駿馬馳騁,跟隨耕牛遍播五谷,跟隨帆船進入遠景……”(《苘麻》)讓我們“跟隨”詩人一起去感受苘麻“曲曲直直”、“是是非非”的世界,語言簡練有力度;“等到羊群找到了牧人,琴弦找到了知音。等到金秋穿越了綠色的森林,時間不改變速度的一貫。等漫山遍野的野罌粟找到了病因般的美,等到真理般的詩歌成為一種癮。我等在文字的那端。等不來被愛就去愛你。”(《可待因》),六個“等”字一連使用,一氣呵成構成系列排比,為詩歌構建起一種內在起伏、自如的旋律感。同時,詩人在詩歌中將“愛”、“追求”、“等待”等這些人生中的重大命題,以強烈的氣勢呈現出來,足以引發讀者深思。《連翹》中“直到真實如同虛無,短暫如同永恒”,《靈芝》中有詩句“無限中存在著隨時都會到來的有限”,《柏子養心丹》亦有“心力到達不了的地方就是盡頭”,“沒有一種疼,能逃過一顆心的感動和悲傷”,《奪郁湯》寫道 “甜既是苦,苦就是甜”等詩句,使用這類富有哲理意味的、抽象空靈的語言,增加詩歌內涵的同時,升華了詩歌所承載的主題意義。再如《金銀花》一章,詩人以一系列的草木花名做排比組合,配合上明朗色調的意象,用“春水”、“盛夏”、“露水”、“清風”等詞語,加上擬人化的口氣,使詩歌語言細膩傳神,具有明快的節奏美。郭沫若在《論詩三札》中,認為散文詩“專挹詩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4][9][⑩]在語言上樸素、自然、流暢,充實而空靈,富有內在的音樂性。可以說,《非處方用藥》的語言正是突出了這樣的特征。詩人并沒有苦心孤詣的雕琢,而是將豐滿的情緒置于詩句之中,又創造性地運用對稱、復沓、排比、對偶等抒情手法,讓內心的情感去融化語言,驅遣語言,使詩歌獲得內在的情緒節奏及外在的形象美感,將思想情感婉轉、曲折、深致的表達出來,詩篇優美、和諧的音樂美感應運而生。

        散文詩的創作應該有深度和廣度的現實意義,很多散文詩作家都十分重視作品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愛斐兒也正是這樣一位詩人。她沒有忘記對現實的關注,而是通過對歷史的抒寫來影射當下的現實,在歷史與現實的穿梭之中完成對現實的反觀,并以歷史的思考深深刺痛現實世界的種種生活。

        “只要不把腐敗香煙擺在桌面上,即使衙內一不小心說漏了嘴,讓人知道了‘我爸是xx!’讓電視臺做個專訪,也能全部擺平。”(《蒼耳子》)

        “如果夢幻的感覺被頻繁的孤獨感偶爾激活,那就邀請你的影子為自己斟酒,吟詩,唱桃花扇,在花腔的高音下找到危險的美景,坐在金融風暴的老虎凳上,把白日夢境營造得像3D動漫。酒醉之后,你想倒提頭顱去面見秦王,秦王已死2220年了,你想手持彎刀叩開君王的城門,都城的宮墻已躲在了廢墟下面。”(《獨活》)

        在這些詩句中,我們不難感受到這種以歷史映射現代的方式,使詩歌更具有時代感和責任感,或者說更多了一種現實“藥”性。

        組詩中交錯的現實感與歷史感,形成了廣闊的時空跨度,詩人的創作在歷史文化與現代情懷的雙向融合中,獲取了一種尋根性、歸復性,以及女性意義上的超越。海德格爾說過:一切冥想的思都是詩,一切創作的詩都是思,思和詩是鄰居。詩人在詩中投射真實的生命體驗,在詩中尋找真實的自我,以實現精神上的皈依和靈魂上的救贖。愛斐兒至情至性的文字,可謂構建出了理性的樓閣。詩人的敏感、悟性穿透具體的藥物所指,進入深刻、冷靜、客觀的沉思,呈現出一種或明或暗的哲思光芒。如“直到真實如同虛無,短暫如同永恒”(《連翹》),“適量的等是藥,過量的等是毒”(《可待因》),“你點我的心,我燃你的情”(《燈芯草》),“世間有滄桑。萬物在輪回”(《菖蒲》),“夢境永遠比現實更加透徹,就像路上一道嶄新的轍印,仿佛一個人剛走遠。這是你看見的,你看不見的是一個人在夢境里從未離開”(《五味子》)等詩句,其中的哲理耐人尋味,引人深思。這種哲學式的思考于《非處方用藥》中隨處可見,形成了融感性于理性,化思于詩,契而合一的獨特詩風。

        詩人在創作中,要關注人類整體大思想、大感情、大文化,在作品中闡釋生命之大感悟,時代之大情懷。一個真正的詩人,不能僅僅停留在個人生命體驗的感性層面,而應該升華到一個理性的感悟、哲思的層面。在這組詩中,我們能夠體驗到一種大思想、大情感,即詩人始終堅持的一個主題——愛。詩人以中草藥的物性、藥理為基點,將主體的生命情感融入客體的特性之中,以“大愛”的情懷與胸襟,賦予每一味中草藥以生命,通過詩化它們醫治病痛折磨的屬性,表達出一種撫慰苦難,召喚靈魂的深沉精神。《木蝴蝶》有這樣的詩句:“木蝴蝶只把命運懸在一棵樹上。與陽光為伍,耐人間寒涼。堅持自己不飛翔的愛,不在你的心上就在你的腳下。”《款冬花》表現得更為突出:“該增加多少克愛的重量,才能解去你胸中的熱毒,肺中的痰濕,松開你被捆綁過甚的心。”《石竹花》也極力強調:“你把一個‘愛’字交給我,一顆不能簡化的心,放在胸口偏左。我背著一條你給我的小命,日夜擔心著自己沒替你活好。”在這些詩句中,詩人將悲天憫人的情感,予以獨特的表達,深深觸動喧囂中的蕓蕓眾生。可以說,“藥”這一具體的物象在愛斐兒筆下,不僅能夠治療生理上的疾病,更能夠化解心靈上的郁疾。“藥”已經超越了本身的具體的物理功能,而承載著巨大的情感重量和思想力度。

        具體說來,詩中的每一味草藥,都是以一種俠義式的犧牲精神,去完成人類肉體上的救贖。詩人則將心中的大愛,化作一首首安撫孤獨靈魂的詩歌,來化解現代人的憂愁,表現出一種無私寬廣的大慈大悲,以及智慧的思悟。在《天麻》一詩中,詩人用“天麻”為我們拂去的不僅僅是身體上的創傷,更為我們擦拭了內心的麻木與浮塵:“總是面臨別無選擇的選擇,站在唯一的路口,直通蒼茫夜色中你那顆孤獨的心靈,傾盡一生的摯愛。只留供我捻亮的一根燈芯,一只擦拭浮塵的照心燭臺。”在《曼陀羅》中,“曼陀羅”所具有的佛教靈潔,與詩人主觀情感融為一體:“有人說,你將福德與智慧聚集于一處,成為佛國香風中維持能量的中心。還說,你聽佛語,應聲而落如同天雨。有人看到,你手中有清香一柱,空心一顆,觀世界時清心,走紅塵時寡欲。就像宇宙終歸是你眼中的道場,廣闊無垠的皆為彼岸。”在《可待因》中,詩人巧妙地化用禪詩,將哲理和禪宗融為一體:“菩提等如來,拈花等微笑,因果等輪回。”可以說,愛斐兒將自身內化的大愛之心,化作一首首具有獨特禪思的詩篇,抵達人類內心深處的高地。

        真正的詩人是時代的靈魂,不僅需要理解眾生的苦難與遭遇,還需要以悲憫的情懷,安撫諸多喪失理想和精神的心靈。愛斐兒便是這樣一位詩人,在《非處方用藥》中,她以一種脫離喧囂與浮躁的冷靜筆調,將一味味中草藥化為洞徹人心的詩篇。揭示生存困惑和精神疾患的主題,以及對靈魂內核的深入剖析,使整組詩歌擁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極強的藝術說服力。并且,在寫作過程中,詩人顯示出生命感受的厚重意味,以及透析生活哲學的文化品質。愛斐兒的《非處方用藥》組詩,以精神內斂的方式來表達個性,以開闊的胸襟和深刻的視野,以及厚重的內容和思想,把詩的意義安放在審視時代的天平上。

        毋庸置疑,在當前活躍于散文詩壇的眾多女性詩人中,愛斐兒的寫作是獨特而成功的。她并沒有囿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小情緒,或是在狹小的個人經驗里尋找突破口,而是采取一種超越性的書寫姿態,對人類所共有的經驗進行著思考,為陷入時代精神困境中的人們尋找出路,以達到一種靈魂悸動的交響。最為重要的是,詩人并沒有以女性寫作姿態而自居,而是以一個詩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并進行創作。在她的組詩中,我們能夠讀到歷史的滄桑感,大氣磅礴的襟懷,一種完全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女性力度。如果說詩人都有一個姿態的話,那么,愛斐兒則是以一個醫生的姿態,矗立在詩歌的字里行間。她毫不避諱自己醫生的身份,因為她希望通過自己開出的藥方,來治愈人們肉體的痛苦與疾病,同時用詩歌中表達出來的愛來治愈人們靈魂深處的頑疾,如同詩人自己所說:“我只想用我的詩歌開出一副心靈的處方,它的藥引是愛,它的療效是大愛無疆。”

         

        【注釋】

        ⑴ 本文是省部共建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系列成果之一,項目名稱:新時期三十年新詩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批準文號:2009JJD750015。

        ⑵ 露羅斯瑪麗·帕特南·童:《女性主義思潮導論》(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70.

        ⑶ Zimmerman,MichaelE,Environmental Philosophy: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Hal,Inc.,1998),p.325.

        ⑷ 舍勒、羅悌倫等譯:《資本主義的未來》(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頁89—90,頁226。

        ⑸ 王瑾:《互文性》(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7-28.、

        ⑹ 同前注,頁97.

        ⑺ 同前注,頁101-102.

        ⑻ 愛斐兒的詩歌創作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一度中斷之后,她于1999年重拾詩筆,并在2004年出版詩集《燃燒的冰》,隨后,通過不斷探索,她尋找到能夠容納復雜、豐富、細膩的自我情感的載體——散文詩。2009年轉向這一領域后,她的散文詩佳作在《散文詩世界》、《詩刊》、《詩潮》、《詩選刊》、《散文詩作家》等刊物上連連刊載。可以說,她在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完成了從詩到散文詩的“華麗的轉身”。對于詩人自身來說,這種“轉身”意義非同凡響,她以富有情感而飽含智慧的抒寫,在當代女性散文詩壇中,為自己找到一種價值定位。

         

        來源:中國詩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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