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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曉婭給詩歌網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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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曉婭:當下與遠方
        時間:2015-10-14 點擊:

        當下與遠方

        ——評周慶榮散文詩集《有遠方的人》

                              孫曉婭

         

        “我以無法行走的方式堅持著我的愛,感謝腳下的萬丈深淵,

        它提醒我昂首,看著遠方的希望。”(周慶榮《松:自語》)

         

        1984年創作散文詩處女作《愛是一棵月亮樹》至2014年散文詩集《有遠方的人》出版[①]1,至今,周慶榮的散文詩創作整整三十年。周慶榮是一位堅持“意義化寫作”并秉燭精神光環的詩人,他的散文詩“烙印著鮮明的時代脈象”,“以理性的歷史眼光,對人生、歷史、社會進行深刻體察,深入發掘文化的詩性品格與藝術潛質,”“他的散文詩作品與作品之間有整體感,有骨骼,堅硬;有靈魂,無處不在的終極關懷;有歷史坐標和精神向度,完成了文化與現實的焊接”。[②]是的,月亮樹已足夠遙遠了,從創作伊始到成為“我們”散文詩群[]主要發起人、踐行者,周慶榮矢志不改做一個“有遠方的人”,對于散文詩,他始終在敏銳地發現、理性地思考、堅定地探索、真誠地寫作。誠如謝冕老師在《有遠方的人》所寫的同名序言中所說:“他為散文詩的創作、研究和出版貢獻了他的全部熱情。他對于這一文體的發展傾注了全部的心力。[]

         

        一、思想的在場者與行動者

         

        置身于現代生活的構架中,“理想”與“遠方”等一眾詞語被空洞和泛濫成具有某種正知見的高尚流行的詞匯,其被大眾化的能指和過度頻繁地使用,使我們不禁反思面包與酒均不貧乏的年代,文學究竟何為?富有挑戰意味的是,詩人周慶榮將近幾年出版的兩部散文詩集分別命名為《有理想的人》和《有遠方的人》。在這兩部散文詩集中,詩人自主摒棄功利主義寫作以及虛張聲勢的道德假象,放棄抒情的扁平化與隨意性,站在意義與精神的高點,書寫歷史、考量生命、叩尋人類的終極旨歸。較之《有理想的人》,《有遠方的人》探進事物的表象,直抵精神的內核,以更為自覺和富有批判意味的姿態去拒絕意義的祛魅和堂皇,規避那些缺乏深度的綴飾和抒情。《有遠方的人》立足于當下、立足于生命本位,揭開存在的朦朧面紗,從日常生活的紛呈斑駁,從個體生命的細微感受,從宏大主題的當下情懷,從呼喚現代人文精神的內涵出發,對生命現場進行洞悉與批評、審視與反思,思索歷史對當下給予的啟示,探察遠方與“我”的內在連接。

        人類歷史的進化是文明的進步還是退化,詩人有其智慧而嚴苛的審判。他以歷史的長者的身份、以一個公正的思考者形象在《老龍吟》中對人類曾經的罪孽與卑瑣——嗜血的惡蟲、幸福的無知者、黑暗中的貧瘠與苦難、暴虐的捕殺與掠奪、文明的野蠻與病態,以及歷史的痼疾針砭時弊,鞭辟入里。詩人在瘡痍間游走而心生悲慟,他試圖通過提出某種解決方案——警示與摧毀來轉換時代的危機,并表明“當下的立場”:“一些內容需在火里化為灰燼,而一些臃腫需要風的長鞭抽打。”文字背后所隱含的是對公正、平等與共生的偏倚,是對生命權利與尊嚴的強調以及對凌空施威者的鄙夷:“一把麥種撒在土地,不爭麥子王,只做麥穗。田野幸福,人幸福”;“海水必須不能抬高欲望,不能欺負貝殼。海星星是小生物的信仰,要允許它們自由,鯊魚不能掠奪它們的營養。”在《有遠方的人》中,《老龍吟》是隱喻比較深的作品,它不僅有獨特的寫作視角,而且有精神的深度,有機智的批判色彩,有內在與外在憂患的省思,類似的作品是真正可以與人類的步伐同行甚至是具有前瞻意義的佳作。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涉及什么題材,周慶榮都善于思考和發現問題,他以行走的過客身份將其批判性、反省性的思維發揮到極致:比如他以相對隱匿的筆法寄托人世的理想境界:“基諾人的人間,熱帶般暖和,雨水般幸福。大房子是整個世界,社會在世界之外”(《基諾人——西雙版納記一》)[⑤];或以忍耐與不屑,淡化或消解黑暗的威脅:“這樣,經過萃取的九寨溝,就成為我心中土地的定律。良莠混雜的事物盡可以生長,丑惡或者荒蕪最多只是一種嘮叨”(《九寨溝啟示錄》)。置身于“良莠混雜的事物”之間,詩人選擇返歸內心的真實與平靜,以赤誠之心思考存在的瑣細與具體,以審判者的正義眼光與博大情懷糾正觀念的謬誤:“從根部還原事物與人的本質屬性,舍棄拖泥帶水的蕪雜的關聯”(《積微散論》),反思生命的尊嚴與存在的本質及意義。

        面對生活中的諸多問題,周慶榮沒有諱莫如深地做一個清醒的閉目者,而是以“敞開”的方式賡續自己的創作理念,他將整個世界納入思維體系作為對象進行沉思,于平凡、庸常或偉大、壯闊事物中皆能發現生命的意味。周慶榮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散文詩,哪里就生發詩思,他時而追憶往昔、以古鑒今,生出無限憂思與慨嘆,時而以拳拳之心勸誡那些逾越道德底線的行徑。毫無疑問,他是深切反觀現象的在場者,是試圖尋覓和解決問題的行動者。這一方面源于周慶榮對現代和后現代社會中人心世相的憂患,另一方面則源于他對歷史與現實、政治、文明關系的精準把握與馳騁縱橫。因而,在文本中容納、轉化歷史也成為周慶榮面向并回歸當下的途徑與方式。例如,《數字中國史》將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風云動蕩變幻以抽象又具體、模糊而精確的概念與虛指的數字融合為一條數字中國史的譜系:

        能確定的數字:忍耐有五千年,生活有五千年,偉大和卑鄙有五千年,希望也有五千年。

        愛,五千年,恨,五千年。對土地的情不自禁有五千年,暴力和苦難以及小人得志,我不再計算。人心,超越五千年。

        詩人消解了歷史的邏輯,重構了歷史的意義,他以五千年的蒼茫歲月記錄五千年的人心與人性、戰爭與狂亂、偉大與卑鄙、光明與黑暗,追索生活的苦難,拷問生命的意義與道德的尺度。而在《大英博物館的青花》中,詩人將戰爭與討伐的殘酷對一個王朝的傾覆以及封建帝制的封閉與愚昧濃縮于一排排青花瓷被掠奪、展覽的命運之中,希望祖國以史為鑒,“不能再讓這里的青花,等來自己新的伙伴。”書寫歷史,何嘗僅為通今博古的追述與回視?周慶榮以理性的公正思維為歷史把脈,發掘歷史對當下的啟示、喻示或告誡現實生活的走向。詩人說:“歷史的元素或氣味貫穿作品,而非一定要將我們置身唐宋或春秋戰國。歷史在當下是有用的,當下也會成為歷史,但我們不可能再回到從前,倘若散文詩作品沒有歷史感,它也就很難走進歷史。”(《積微散論》)因此,在散文詩作品中處理歷史、融入歷史感,而非設境于歷史,并以超越塵世者的姿態將歷史納入寫作視野,是周慶榮觀照、批判并介入社會現實的重要手段,其終極目的是指向當下。

        周慶榮對時代與生命意義的現實關懷與精神關懷是動態且持續的,是共時性與歷時性并存的,他的目光不僅及于歷史與當下,還及于遠方[⑥],他似乎不懂得停留,由此,詩人格外鐘愛遠方。遠方首先是詩人心靈的歸宿與棲居地,是朝向未來與希望的所在,詩人借此得以稀釋現實的疲累與倦怠,得到靈魂的慰藉“不需要金燦燦的銅號,系著紅布條的那種。仿佛把聲音吹成沖鋒,我懷念童年的葦笛,抒情的或迷茫的,一聲曲調里,水鳥箭一樣飛向天空,一只紙船也同時隨著水流向遠方。”“是的,遠方,我依然樸素地需要遠方。”(《有遠方的人》)然而,遠方對于詩人而言不僅僅是“熱愛的方向”(《迷霧》),不僅僅是遼闊的“釋放出一些空間,好裝下更多的未來”(《正午的山谷》)的空間場域,遠方還是詩人無限精神視域的延展,它顯示出詩人對當下擔當與超越的精神向度及氣魄—— “在生命不知所措的年代,去想一個遠方,好好地熱愛,然后,靜靜地忍耐。”(《九寨溝啟示錄》)他以極富啟示意味的細微物象,將生命與存在的尊嚴寄寓其間;他通過對時光碎片的精微捕捉擴展永恒不竭的生命韻致,如同山谷“以向下的深度去實現高度”(《積微散論》)。在周慶榮的精神視域中,遠方的“誘惑”在于自由的精神、平等的信念、人性的復還、公正的人間;面對顛倒的現實世界,他始終以神圣教徒般的熱情與不渝的信念,將規正現實與時代的黑白視為畢生的責任與使命,《飛鳥》中詩人自況為堅韌的超拔者:“它的故土總是遙遠,它宿命地飛,地面上一張張網都在說愛它。這些年來,它沒有風化成網上的獵物。”“給我一雙大的翅膀,給我一副強壯無比的體魄,它說。它要飛向太陽,那里一定溫暖,它要把巢建在光芒里,它要遠離人間,哪怕被曾經的伙伴與人群誤會,它也要把家園遷居到無尚高遠的太陽上。”以英雄的氣魄和胸懷,詩人選擇沉默、隱忍或者愛,從平凡的土地出發,直至完成靈魂的沉潛與對此在的超越。

        別林斯基曾說:“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歡樂深深植根于社會和歷史的土壤里,他從而成為社會、時代和人類的感官和代表。”[]誠如周慶榮所說“我希望單純屬于整個人類”(《九寨溝啟示錄》)以及“還是要愛。而且,愛一個人遠遠不夠。/這是我慎重的決定:盡可能喜歡更多的面孔,直到世界上最后的那個人”(《人生》)。一個有情懷有思想的詩人,他不僅要立足于當下,還要從自我出發,關注社會現實,關懷文明、政治、時代與生命的痛楚,在諸多理智深沉的思考中,《有遠方的人》蘊含著一個頂天立地、有大愛胸懷有深廣憂思的“大我”的形象——他以堅定的批評意識與審視姿態反抗苦難、戰爭與強權,呼喚平等、人性與良知(《深淵:真實及虛構》),申明公民的權利與義務(《一只螞蟻不去批判它的國家》),并對祖國與大地寄予了厚重的愛與殷切的期待(《土地》)……。詩人有意識地拒絕意義的淺表與空洞,真誠地渴盼光明與精神的烈火在人類文明進化中星星燎原。

        面對大批量推出的快餐化、心靈雞湯式的寫作,面對大眾娛樂傳媒強大的牽引,置身于浮光掠影的物欲場和名利場,周慶榮是作為思想的在場者與行動者而存在的。他通過當下與歷史、遠方與我兩個重要的寫作維度,挖掘、見證歷史的警示,打開生命詩學的空間,超越小我的局限,堅守知識分子獨立敏銳的批判精神和詩性情懷。

         

        二、關懷與擔當                   

         

           如果擇取一個比喻來形容周慶榮,那么他不應是一位舟子而是一個堅毅果敢的攀巖者。他不沉湎于個人的慎思書寫,而是拓展精神的深度,他的文字既立足于“根部的堅持”(《辯證法》),同時又將命運的囑托和犀利的目光投向遠方。面對現實的貧乏與駁雜,詩人從未在噬人的困境里迷失自身,并始終懷有明確而堅定的“方向感”,其情感的流動是突破常態、向著仿似不可及的理想的高處奔涌。對正義、光明、理想所抱持的篤定信念使他的散文詩作具有燭照人類的精神熱度,他于文字層面開辟了一個異常顯豁的路徑,其詩句濃縮著對世間萬物的關懷與擔當的氣魄。他不僅對處于弱勢一方事物的命運格外關注,譬如螞蟻、螢火蟲、飛鳥等,還將整個人類世界乃至宇宙的流轉變遷納入他的胸懷。為此,他質問一切未盡使命的存在:“如果向云層上面望,只有藍。沒有任何雜質的藍,我不會認為那里就是干凈。不食人間煙火的純凈,天堂的意境只為了高高在上地藍?”(《飛行》)“真正的光必須有溫度。在混沌、潮濕和糜爛之上,光明,一定要有明確的態度。……我希望光明有所作為,比如,它讓人溫暖,讓事物熱烈,讓陰暗和晦澀永遠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想到陽光》)他總是帶著溫情去注視他所愛的事物,并“關懷一切需要關懷的”[]生命。在這種有溫度的關懷背后潛藏著一種個人感受與表達的“阻滯”,他的文字兼具一種將讀者引向深思的“破壞”效果,從某種閱讀的角度而言,這給讀者真正理解周慶榮的散文詩帶來相應的難度——他避繞直書詩思與感懷,寧愿以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去懇切地警醒。這源于詩人對人類苦難和歷史荒謬的疼痛感,對社會時弊嚴正而慎獨的道德判斷,他自覺地肩負起對一個社會乃至整個時代的書寫使命與有溫度的關懷,他以堅執擔當的知識分子情懷,逼視自我的理想主義,辨析正義的真偽,審視遠方的意義。

        作為一個智識群體,知識分子向來被社會與公眾寄予厚望,然而現實境況中他們也因未對社會產生應有的效用而遭到指責。知識分子應負有怎樣的社會責任?這個問題對于周慶榮來說并不是一個需要論辯的道德難題,他的知識分子情懷本于良知與理性的普世價值觀:他首先斥責獨善其身的做法,倡導愛與關懷——“這一塵不染的心,如果沒有血肉,沒有溫度,世界上許多的不幸你就可以無動于衷?”(《水晶心》);同時也強調知識分子絕不能與黑暗同流合污,他主張以強大的意志、純正的品質去對抗身邊的黑暗——“在污泥中,在深處,藕,堅持。如地獄里最后的凈”(《藕》);而更為重要的是,知識分子應該保持堅定的獨立精神與批判意識,維護真理并積極地介入現實,以其對事實的敏銳的把握與判斷對現實作出回應:“佛音的悲憫,抑或道家的清修,往往刪除了萬水千山,是啊,不能對滾滾紅塵熟視無睹。……我比很多人都更加憎厭儒家的迂腐和綱常的無聊。但我贊成這條河流告別少女時代,入世,而成為母親”(《關于黃河》)。在現實中,詩人不甘做漂浮的理想主義者——“胸懷不只是說說而已,它需要在實際生活里生根并檢驗”(《積微散論》);不被命運和標簽所歸類——“近處的和身邊的,我不會以革命者的姿態去擺脫。我畫了無數地獄的草圖給暴戾者和惡棍們看,我還畫了紅蘋果和紅草莓給旅行中饑渴的人。”(《有遠方的人》)實際上,周慶榮不僅提出了對知識分子的要求與規約,他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在理性和良知中堅持、抵制,主動地承擔國家與社會的責任,自覺地關懷生命,呼喚健康的人性,參與到平等與民主的建設中: “握筆的手呵,從此不寫苦難和屈辱,不寫仗勢欺人,不允許垂頭喪氣和走投無路,只寫平凡與喜悅,寫人性的善,寫些憧憬寫成理想的模樣。”(《湖筆》)

        亦如筆者在本文第一章所言,周慶榮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批判意識和審慎的態度,在他的散文詩中,更為準確地說在他的思想中,建構了一個超脫生命迷霧的英雄的形象,這不是普泛意義的英雄,而是勇于自我審視的省思著的英雄,是直面現實的瑣碎與無奈的真實的英雄,是偏袒生命、有溫度有熱力的英雄,是迎接涅槃、追求自我新生的有氣魄的英雄—— “潮濕和陰暗蔓延在天空下,想念一把火,它烘干我體內的這些恍惚,然后燎原地燒開去,一切干爽后,再騰起灼人的光芒”《迷 霧》。詩人自信地說“不是山谷里的黑包圍了我,而是我打入了黑暗的內部”(《山谷里的黑》),這一份主動的擔當與突圍,其間浸透著溫情與拯救弱者的愛:“需要雄雞的大聲歌唱,唱白天下。事物在夜間認真生長,它們有的緩慢,有的遇到了困難,而更有一些甚至在遭受誤解與不公。它們因此也在注視這只雄雞,等它的驚天一鳴。/不能再遲疑了呢,雄雞自言自語。在場景豐富的高坡,它引亢。/接下來,是普遍的光明和真相?”(《雄雞——觀徐俊國同名油畫》)出于歷史的規律與慣性,詩人對“英雄”的解救力與命運抱有某種猶疑:“英雄只能睡在露天里,歷史的暗處,懸掛數把鋒利的刀子,它們善于等待,每個時期總會等來幾顆英雄的頭顱”,但英雄的“原則混合著希望,亂七八糟的落葉不象征絕境”,他的志向與抱負是“推翻一切冷的,舊秩序”(《英雄,在光芒下醉去》)。詩人將自身物象化為不畏懼蝕心焚骨的錘煉的一塊玄鐵,它以焠煉自身承諾世間的光明,堅韌地承受自我毀滅的命運:“火中走出的玄鐵秤出人心的重量,浮云沒有自重,所以它們在飄。/而且,玄鐵還不怕黑暗。/它見識過有溫度的光明,然后含蓄并加以凝固”(《玄鐵》);詩人勇于跳出個體存在的局限,以浴火重生的壯麗迎接命運的挑戰:“潮濕和陰暗蔓延在天空下,想念一把火,它烘干我體內的這些恍惚,然后燎原地燒開去,一切干爽后,再騰起灼人的光芒”(《迷霧》)。

        如果說,在《有遠方的人》中,關懷與包容,承擔與自我超越是“在一種無名的狀態中”(海德格爾)自為自然地呈現出來的精神向度,那么哲視[]是詩人出于理性選擇自主去關懷和審視世界的方式。周慶榮是博覽群書的人,他喜歡讀史——正史野史不做分類,在中國詩人中能將《二十四史》細讀完的并不多見,周慶榮做到了;他喜歡哲學、神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廣泛的閱讀奠定了詩人深厚的人文積蘊,建構起闡釋問題的多元維度,也助使他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關注“當代知識分子豐富而繁復的心路歷程和價值觀念。”[]周慶榮善于以思辨的視角從別人熟視無睹的地方發現問題——先靜觀地呈現,隨后以詩思做牽引、辯證的演繹事物表象背后的深邃的內涵,從日常的真實中理智地融入個體實踐的經驗直逼深度的真實,對不同時期的文化癥候他有極富遠見的理解和判斷。以哲視的方式批判自我,審度外部,由散文詩集《有遠方的人》我們可以看到周慶榮的散文詩寫作完全跳出單純的技藝修煉[11],在技巧與美學之間建構起緊密的辯證關系,詩善巧地連接了內在的視點和外在的行為,極富隱喻和哲理色彩,從容而富有深度地變現著詩人的“當下的立場:忍耐或斗爭、高尚或卑鄙、閑混或奮斗。”(《積微散論》)

         

         

        三、抵及語言內部

        《有遠方的人》體現出周慶榮一貫秉持的語言風格,即用最簡潔凝練平實的詞語穿透物表與心識,抵及語言內部,藉由詞與詞的撞擊表達創造性寫作的意味。

        幾乎不用細讀這部散文詩集,讀者憑直觀就可以感受到行文間詞語鏗然敲擊的力度,猶如金屬擊打堅硬界面發出的聲響,這與周慶榮慣于使名詞動詞化、或借用名詞的動詞意蘊以及詞與詞陌生化的搭配不無關聯。詩人對語言的處理方式,拓展并深化了詞語的意義,它們嵌入生命與時間的流動中,以此抵制那些蒼白、漂浮掠現的語言,恰如詩人自己所言“深刻的語言嵌在皺紋里”(《年老時的愛情——在一幅油畫前》)。周慶榮對散文詩語言審慎的探索精神使得他的文字回音嘹響,有動感和姿態,并時時生發出直戳平靜的震憾效果——“以奔騰的方式遭遇墻壁,該鐫刻下怎樣的語言”(《奔騰》)?詩人不經意間“感受陽光的直截了當”(《正午的山谷》)、突發奇想“黎明是天的俏皮,是光明對黑暗的一個小動作”(《黎明》)、而“欣欣向榮是可以內斂的”(《冬天》)……一幅幅神肖而又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的畫面鋪展出鮮活的意義。那些突發奇想、從生命中生長出來的通感“在麥穗上的,喝得英雄如芒刺在身。遠方的云豐滿,地面上各種氣流激蕩在他頭頂”也被詩人對詞語的活用而靈通富有生氣。不經意間,詩人又驚鴻一瞥,“天空站在他的面前”,而“清明后的風箏,溫度停在了那里”(《英雄,在光芒下醉去》),“一切與黑暗有關的存在,被殲滅或者在光明里羞愧”(《黎明》),“我們一起冷,平等”(《冬天》),直至去“專政那些逐利的沖動”(《土地》)……。樸素的語言因于不平凡的組合,卻給我們帶來被電流直擊的閱讀顫栗。此外,詩人常常選擇對立的詞語舒展主題,清與濁(《黃河》)、噪鬧與靜默(《鼓聲》)、堅持與易折(《藕》)……透過一組組相對屬性的詞語(或意象),營構富有張力的美學空間,而文字在意義的空間中或深化或解構,或游走或根植。

        在周慶榮的書寫習慣中,還有一點不能忽略,即頻繁使用第一人稱代詞,“我”和“我們”是周慶榮散文詩中經常使用的人稱代詞,分別在《有遠方的人》中出現996次和386兩個所指不同的第一人稱代詞在行文中頻頻摻入,一方面再次佐證了詩人當下寫作的在場感、主體情懷、對生命的尊重和理解;另一方面,詩人模糊了“我”、“我們”的特質身份,在豐富語言媒質的同時,延伸了“我”、“我們”的多維度的含義和指涉:“我”、“我們”介于個體和群類之間,詩人時而指代大我——我們的類群概念,時而指代小我——生命的主體性、個體性。它們并無抵牾,有些“我”指向的是“我們”,有些“我們”側重于“我”:“不管我們怎樣表演,人們想看到的還是我們在表演之外的重量、格局、高度和情感純度。//……我們歷盡千辛萬苦,叫著‘芝麻開門吧’,門開了,里面或空空蕩蕩。我們失望么?還是沿用經驗式的安慰:我們的快樂在于行走本身。”(《積微散論》)

        “這一次,我站在畫外。如果我有別的去處,我會先留下淚水。//我們一生積極向上,和諧地老去是眾人的權利。假如畫面的意境是世界的真實,我會獨自飲酒,慶賀這偉大的進步。……他們中間有的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心跳而英年早逝,是的,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老。我們沒能一邊嘲笑所謂的功名利祿皆為空,我們撫琴焚香,吟這即興的詩句,揮毫寫下歲月的字句。”(《我們應該這樣老去——觀戴衛畫<九老圖>》)由上可見,介于主體性與超主體性的兩個極端,詩人絲毫未有角色轉換的搖擺不定,無有悖謬糾結和變換遷移感,詩人無拘無束,自然而然地轉移筆鋒,兩個原本互相顛覆的人稱指代,在周慶榮的筆下交替、參差混合使用,沒有隔界也不需要解釋說明;看似主語模糊,實則變幻了指示方向的多向度,擴大了言說“面向”的深度和范圍。在我看來,這一語言特質既體現了詩人處理個體經驗、時代經驗、文學經驗的氣魄,又體現了詩人的“大我”情懷和主體身份的多面性隱喻,尤其暗合了詩人本自不替任何人代言的意義化寫作的旨歸。

        人稱研究最易于彰顯主體寫作姿態,也是剖析周慶榮的散文詩創作格外有效的切入視角。在散文詩集中,與“我”、“我們”常常并置的是第三人稱的主語,表達了詩人的選擇與堅守,較之“他”、“它”或“他們”、“它們”,“我”、“我們”彰顯出親切、果決的主動姿態:“鼓聲遙遠就遙遠吧,一百年后,他們的聲音里有我們的往事,在陽光照耀的大地上”(《鼓聲遙遠同題贈耿林莽老師》,鼓聲與“他們”和“我們”的聲音交織出沉雄遼闊的生命感。

        周慶榮沒有將散文詩當作不分行的詩寫,他格外重視散文詩語言的精神意義:“我更熱愛土生土長的自己熟悉的語言表達方式。在這種表達的選擇下,自己變得無處藏身。文字深處有無名堂往往一目了然。我寧愿自己黔驢技窮,也不忍心讓讀者面對文字時而蒙羞。”(《積微散論》)除去語言,節奏亦是周慶榮對散文詩藝術形式進行探索的一個方面。誠然,較之于詩歌,散文詩不分行,但這并不意味著散文詩就可以理所當然地忽略韻律和節奏。我始終認為:優秀的散文詩必然有內在的音樂節奏和語言的韻律美,周慶榮的散文詩,強化了我的這一觀念。《有遠方的人》回響著抑揚頓挫的話語節奏和思想流動的音拍,熟悉周慶榮的人不會陌生于這種言說節奏(亦如其說話的節奏),不認識他的人通過閱讀他的散文詩可以很快捕捉到內蘊在行文間的鮮明的節奏感,這種跌宕延綿的情感節奏并未因未分行的長句子而被淡化,比如,他對抒情的處理格外慎重,把它蘊涵在語言的深處,讓情感自然彈奏出內在的旋律:“而抒情,多數人認同一看就有情感傾向的表達。我更喜歡‘冷抒情’,這一點,在讀王西平作品時,我曾同他交流過。把表面的抒情壓在文字深處,由讀者讀出你的情感傾向,往往會更有效果”(《積微散論》)。《有遠方的人》語言飽含情感,浸透著詩人真摯的意緒,有的宏大到可以涵蓋生命萬象,有的微小細碎到細枝末節,情感的經緯交織跌宕,起承自如,節奏和韻律自然呈現,這恰恰暗合了戴望舒在談及詩歌的韻律時援引昂德萊·紀德的觀點:“語辭的韻律不應是表面的,矯飾的,只在于鏗鏘的語言的繼承;它應該隨著那由一種微妙的起承轉合所按拍著的,思想的曲線而波動著。”[12]對于散文詩的藝術形式,周慶榮始終在自覺地進行反省和考量:“對散文詩的外在形式談論好久,它沒能解決散文詩作為一種文體存在所遭遇的諸多問題。對散文詩內在的無限可能和更大的可能進行探索和關注尤顯重要。”他敏銳地意識到“日常情緒的真實和大情懷容易導致的空乏,中間的邊際取決于寫作者自身的選擇能力和生命能力。”秉持著極為嚴肅而認真的創作觀念,周慶榮做到了詩思與形式的融合,其散文詩中流露的詩情吻合了詩人的個性風格——沉穩冷峻,這種節奏恰切并應對了詩人常常與子夜[13]互審、對視的獨語;這種節奏時而鏗鏘跳躍,時而從思想幽微處倏然間制造和穿插格外有分量的重音;時而平和靜謐、喁喁絮語;時而對峙辯駁、窮盡拷問;時而戛然躍立,迅猛抨擊,振臂而呼。至此,一位理智、真誠、激情盎然地行走于詩思和詩性天平上、從“玄鐵”的熔爐中躍然而出的詩人站在我們面前。

        “散文詩,對你,我大膽地說出熱愛”(《積微散論》),好的文本一定先出于作者對這一寫作文體的無條件的熱愛——深沉誠摯,從發現到“經營”和“操持”、直至批判反思和投入,這其間每一個環節都不能被省略。毋庸置疑,在中國當代散文詩界,周慶榮是一位可以坦誠、大膽、真摯、自信地對散文詩說出“熱愛”的詩人!

        1)《有遠方的人》,周慶榮著,春風文藝出版社20147月版。該散文詩集共分為六輯:前五輯收錄作者20112013年創作的111章散文詩新作;第六輯“積微散論”收錄了作者對散文詩的詩學思考和雜感隨筆。



        []《有遠方的人》,周慶榮著,春風文藝出版社20147月版。該散文詩集共分為六輯:前五輯收錄作者20112013年創作的111章散文詩新作;第六輯“積微散論”收錄了作者對散文詩的詩學思考和雜感隨筆。

        [] 孫曉婭:《21世紀,散文詩的世紀》,《新世紀十年散文詩選》序言,漓江出版社20151月版。

        [] “我們——北土城散文詩群”,簡稱“我們”,成立于2009314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第一個由散文詩作者發起組織的民間文學群體。群體的主要發起人、組織者、引領者是著名詩人周慶榮和靈焚。“我們”以散文詩為主要創作體裁,業余從事文學創作,力圖通過自己的散文詩作品,改變中國當代詩壇幾十年來對于分行詩單方面倚重的發展現狀,積極推動散文詩作為新詩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分行詩并駕齊驅,豐富中國新詩的版圖,促進中國新詩雙翼飛翔、健康發展。

        [] 謝冕:《有遠方的人》,《有遠方的人》序言,春風文藝出版社20147月版,

        [⑤] 周慶榮在文章后自注,“基諾人,是中國人數最少的少數民族,生活在云南西雙版納,是直接從原始社會跨入現代社會的一個部族”,也即是說,基諾族的發展進化省略了一般社會經由奴隸走向封建的諸種弊端。因此,文本中“社會在世界之外”的“社會”一詞所指涉的是人類歷史的奴隸時代與封建時代,而并非其他。

        [⑥] 周慶榮善于通過同一物象思及并使過去、現在、未來(歷史、當下、遠方)在其作品中得到深切的交融。譬如,在《長城》一文中,他通過長城的磚石記述戰爭內外的歷史變遷并闡發其現實意味,賦予其人格與主體性意義,從而生發對一時代的愿景。其時空架構與思維態勢是具延展性的:從歷史抵達當下,從此在到達遠方。

        []別林斯基:《查爾查文的作品》,《別林斯基論文學》,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頁。

        [] 張清華:《關懷一切需要關懷的:談周慶榮的散文詩寫作(存目),參照《我們·散文詩叢》第1輯·第2輯《時間的年輪—— “我們”散文詩群作品精選集》新書發布會暨“我們”散文詩創作研討會論文集,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2015110日主辦。

        []哲視是動詞名詞形式,有“留心地觀看到場者的外貌”的意思。轉引自《世界.文本.批評家》,【美】愛德華.W.薩義德著作,李自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8月第229頁。

        [] 孫曉婭:《21世紀,散文詩的世紀》,《新世紀十年散文詩選》序言,漓江出版社20151月版。

        [11] 海子在《我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這一詩學筆記中寫:“從荷爾德林我懂得,詩歌是一場烈火,而不是修辭練習。”

        [12] 戴望舒:《詩論零札》,原刊于《華僑日報·文藝周刊》第2期,194426日,轉引自王文彬、金石主編:《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1月版。

        [13] 指《有遠方的人》中大部分作品是作者在子夜時分完成的。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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